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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與中職學生學習生活關系探索

作者:admin 來源:未知 發布時間:2016-04-03 11:45 點擊數:
 
中等職業學校是實施中職教育、培養技能型人才的專門機構,中職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最為密切,既要滿足人民群眾終身學習需要,又要與市場需求和勞動就業緊密結合,相比普通教育,更受經濟、政治及科學技術的制約,呈現時代性、職業性、實踐性和專門性等特性。中職學校學習生活是圍繞特殊職業學習活動而展開的生命狀態,是中職學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阿格妮絲·赫勒認為“日常生活是總體的人在其中形成的活動”,它是“歷史潮流的基礎”。在日常生活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上,赫勒承認“日常生活的確向我們提示了社會結構和一般發展的一些情況”。[1]也就是說,作為學生日常生活重要組成的學習生活首先是一種對象化的客體,是在學生選擇這種生活之前就已經并被塑造并存在著的既定世界。這一點契合“教育”的狹義定義,即“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為適應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的需要和促進社會發展的人”[2],同時也體現了教育活動社會制約性,也就是教育事業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其中就包括受到教育政策法規的影響。這里所指的政策法規既包括國家政權、政黨,以及其他社會政治團體為實現自身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與意志,以權威形式標準化地對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政府應該達到的奮斗目標、遵循的行動原則、完成的明確任務、實現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驟和具體措施所作出的明確規定[3],又包含作為學校“內部規則”的規章制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校規”,它對學生具有約束力,是進行學生管理的重要依據。[4] 
  一、促成了中職學生的職業教育選擇 
  生活源自選擇,選擇什么樣子的學校也就選擇了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中等職業教育的有關政策法規制約了初中畢業生的教育選擇。1985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認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經濟建設大量急需的職業和技術教育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同時進一步明確了“我國廣大青少年一般應從中學階段開始分流”,并就中等教育結構改革提出了原則性意見,從此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但是,由于我國長期存在的鄙薄職業教育及職業教育自身質量下滑等原因,普高一直是初中畢業生及家長的首選,除了考慮家庭經濟狀況、學生發展考慮等因素外,一些政策性原因也迫使學生選擇中職教育。比如《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與普通高中招生規模大體相當”,這一“普職比”政策這成了許多學生開展職業學校學習生活的緣由。又比如,為了加大高技能人才的培養,《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發展職業教育的保障機制,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政策,鼓勵支持更多青年勞動者接受職業教育”,確保和吸引更多的青年學生選擇中等職業教育。在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吸引青年學生選擇中職教育的政策的辦法較多,很多政策精神也得到了較好的落實,但是從現實看中職教育的吸引力還不夠,選擇中職教育大多是“無奈之舉”,這就可能導致許多中職生學習生活的諸多問題,表現為“煩”、“沒勁”和對生活的“冷漠”或者表現為學習上的“習得性無助感”。[5]當然,也有很多家長、學生認同職業教育對個人成長的價值和意義,愿意選擇中等職業教育。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對中等職業教育做出選擇,都受到了中等職業教育政策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滲透到中職生學習生活的全過程。 
  二、規定了中職學生學習生活的目標 
  學習生活作為某一教育階段生活的主要形態具有與該階段教育目標不可分割的目的,當前職業教育改革以就業導向為方針,甘愿當工人和農民應該成為中職生學習生活的應有之義,盡管中職教育不是終結性教育,但是目前而言,絕大多數中職生畢業之后還是選擇就業,這與國家的政策主導不無關系。教育在取得職業成就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作為一種直接以職業技能養成為目的的中等職業教育,應該是從學校到工作進而到生涯的中間生活狀態。柯林斯認為“學校主要的活動是教學生接受特殊的身份文化”,一方面學校所教授的專門的職業知識與技能本身就是一種“特殊文化的內容”,另一方面學校在社會能力和審美意識培養,以及各種活動過程中“預先為成員將來能符合團體要求而做身份的準備活動”。由于這種學習生活目標的規定性,使得整個中職生的學習生活延續了“工學結合”的特點。職業教育是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最為密切的教育體系,應該說與行業企業無縫對接是職業教育的本性使然。然而,由于職業教育管理的變革,職業教育與行業企業的距離曾一度被拉大。2006年3月教育部印發的《關于職業院校試行工學結合、半工半讀的意見》認為“職業院校試行工學結合、半工半讀”是“關系到建設有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的一個帶有方向性的關鍵問題”,提出要通過校企合作,實現職業院校人才培養模式的“根本性轉變”。要求創新校企合作模式,“注重探索校企合作的持續發展機制,建立學校和企業之間長期穩定的組織聯系制度”,為了更好地安排職業院校學生參與頂崗實習,該意見還要求“各地要推進建立企業接收職業院校學生實習的制度”。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中職生的學習生活滲透到學習體系與工作體系中,具有半工半學的特點。2010年7月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法規,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更確立了行業指導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政策方向,使得中職生同時具備了學生及企業員工的雙重身份。 
  三、確立了新的“精英主義”價值取向 
  傳統觀念認為,學習成績好、能考上重點高中或重點大學的學生才是“精英”。這種“精英至上”的價值取向曾經被作為批判的“教條”而為人所詬病,而中等職業教育也正在被一種新的“精英主義”價值所“滲透”。職業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但是事實上,目前的中等職業教育仍然崇尚精英主義,主要表現為重視升學應試能力訓練,忽視就業技能培養;強調“個別精英式”的職業技能輔導,忽視普遍職業技術的養成。根據筆者多年來對中等職業學校領導、教師的訪談,認為當前中等職業學校的工作任務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招生,二是職業技能大賽,三是高職考。這三者都是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生命所在,招生工作是學校工作的根本前提,尤其在當前中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還不是非常大的情況下,沒有充足的生源,也就沒有足夠的財政撥款,學校就無法生存,重視招生無可厚非。此外,職業技能是中職學生的核心競爭力職業技能養成是中等職業教育教學的關鍵內容,更是職業技術教育區別于其他教育類型的本質所在,中等職業學校應該重視學生的職業技能養成教育。職業技能大賽的方式是檢驗學校的職業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宣傳職業教育形象、展現職業教育風采的重要平臺,因此,近幾年來,從全國到各省市都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職業院校技能大賽體系,可以說,職業院校技能大賽成為當前職業教育的“重頭戲”。同時,隨著技能的高位遷移,技能型人才的培育越來越需要高學歷的文化素質教育作為其基礎。因此,中職后的繼續教育成為教育行政部門和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教育部頒布的《關于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引領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深入實施五年制貫通培養模式試點,促進中等和高等職教育銜接。”越來越多的中職學校和高職院校之間架構了人才培養“立交橋”,“高職考”成為了當前中職學校的“最熱潮流”,也有很多中職學校為了迎合不少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和中職學生提高學歷的愿望,紛紛與網絡大學、成人大學、電視大學合辦各種類型的大專班,甚至本科班,當然,這里還有不少是受到了經濟利益的驅使。但是,無論是職業技能競賽還是高職考都是精英主義取向的。職業技能競賽的重要性使得許多職業學校走上了“效率至上”的“捷徑教育”,有的學生過早地被挑選出來備賽、單獨吃小灶。由于職業技能競賽獲獎無論對于指導教師或學校都極具誘惑力,因此,高質教師資源、實訓資源嚴重傾向“備賽”學生,造成學校內部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熱衷于高職考的學校也是如此,到處洋溢著普高的色彩,一種新的“精英主義”正在形成。學校的各種教育資源、教育規則制度正向那些有希望獲得職業技能競賽大獎,以及有希望考入高職院校的學生,以及那些指導上獲得成就的教師。那些獲獎的、考入高職院校的學生成為了學校的精英、教師的“寵兒”,而那些資質一般的學生又成為教育的“棄兒”,他們無法融入“職業技能大賽”和“高職考”的體制內,得不到更多的教育支持,而再度成為學校教育的“配角”。   四、型塑了中職學生的學習生活形態 
  學校具有生態系統的特點,而學習生活是一個學生個體或群體生態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應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而事實上,學校生活是被型塑了的“盆景生態”。“盆景”就是那個“在學生選擇這種生活之前就已經并被塑造并存在著的既定世界”,而型塑中職學校學生學習生活這一“盆景生態”的外部力量除了宏觀教育政策外,還有學校的規章制度,也就是校規。我們將校規也定義為教育政策法規,校規是以學校紀律為主要內容的行為規范,充斥著似是而非的“應當”或“必須”絕對化要求,包含了法律的、倫理的等含混不清的各種條文,扮演了教化學生,規范秩序的作用。福柯說過“在理性化的趨勢下,現代社會逐漸產生了一種紀律化的要求,認為理性化除了應體現于社會制度之外,也應落實與個人的日常行為之中。理性的行為意味著符合禮節、秩序、規章,以及有效率。”因此,學校總是舉著某種教育理想的旗幟,設定許多相對應的規范與標準,而后借助各種規訓技術,把學生塑造成標準化的個體。中職生被認為是“難以管教”的群體,他們的行為習慣較差,因此,中職學校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對中職生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約束,并且有各種各種的督查、檢視和懲戒措施。長期以來,我們認為學校教育游走于社會本位論和個人本位論之間,認為“作為一種培養人的專門活動教育,既要滿足社會發展需要,又要滿足個人發展需要”,但是事實上,現在的中職學校教育是“學校本位”的。所謂學校本位就是只培養適應學校教育規則的學生,只培養學校和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因此,順從/抗爭與遵守與違反構成了中職生學習生活的主線內容。“雖然不排除學校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日常性,但學校生活從總體上看是一種制度生活”[6],這種要求同“均衡”、“有序”的學校制度使得學校、教師關注的不是如何將學生培育高技能職業人才,而是關注如何管住學生的“身體”,使其不能產生出破壞校紀校規的“失范”行為。中職業學校不允許學生有任何“失范行為”,并運用壓制性的規范懲罰“越軌者”,中職學生個性湮沒在集體意識之中。這種制度化的生活必然產生科層制的結構,使得“每日學習生活的開展都不是隨意的或按個人意志率性而為的”。[7] 
  職業教育是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的一環,同時也是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受到教育的外部規律制約,也就是受到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等制約。因此,社會結構或宏觀政策因素會穿透職業學校的圍墻,有意或有意地影響中職生的學習生活,甚至一舉一動。職業教育政策法規是影響中職學校學習生活的重要力量。但是,這種重要力量也可能帶來新的“教育不公平”。因此,在制定新的職業教育政策的時候,應該考慮到政策的負功能,有效地避免可能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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